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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想象—以刘师培为中心(1)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更新时间:2018-01-07 13:48:39    作者:张仲民    浏览:252

世界语在1887年由波兰籍犹太人眼科医生石门和夫(Ludwik Zamenhof)创制后,一度被作为弱者的文化武器与大同愿景的寄托所在,引来不少的研习者和追随者。①自20世纪初世界语被推介到中国以后,也受到不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青睐,许多知识精英都身体力行,参与了提倡与推广世界语(或万国新语)的行动,其中尤以无政府主义者最为积极。
关于世界语在近现代中国情况,既有研究很多,②但有关它在清末中国的被接受情况,以及刘师培等无政府主义者与世界语的关系,现有研究仍显薄弱,除了个别学者有所涉及之外③,包括诸多研究刘师培的学者——他们主要研究刘师培的学术思想或政治主张,都不太关注刘师培在近代中国世界语运动中扮演的导夫先路者的角色,只有两个日本学者从思想史角度注意到刘师培的世界语论述,然而所论非常简单④。同样,讨论近代中国人世界观念形塑和想象的著作,较多的是从族群建构、地理认知、政治认同或文化书写的层面,较少从世界语角度进行探讨。直到最近,笔者才看到有学者从世界语角度来讨论清末民初的“世界”观念,但作者对刘师培的世界语论述只是点到为止,并未多作发挥。⑤
因此,笔者以下就以刘师培为中心,兼及章太炎、钱玄同对世界语的看法以及他们同刘师培的私人关系,主要通过刘师培有关的世界语论述,来揭示其世界语认知背后的语言关怀与世界主义想象,借此对清末民初的世界语运动进行一番检讨。
一、初倡世界语
在清季,语言文字的重要性逐渐为知识分子所认可,而围绕怎么改革文字及是否采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等问题,当时思想界有很多的论争,李石曾、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都主张废弃中文改用万国新语,章太炎则极力反对废弃汉字中文。论争各方虽有许多分歧,但大体上对于改革国语、“讲求世界新学”和学习西方语言都没有异议。⑥
事实上,在对待世界语(万国新语)方面,章太炎、刘师培都有一个变化过程,有主动因应形势的立场改变,也有属于被论敌逼迫出来的表态;有属于章刘之间的惺惺相惜,自然亦有两人之间的暗中较劲。以下就先从刘师培政治立场的转变说起,重点围绕刘师培与章太炎的关系展开。
1907年下半年,已经开始信仰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不再满足于只讲反满,“不计民生之疾苦,不求根本之革命”的做法。⑦他在政治立场与文化取向上已经日显激进,主张满洲颠覆后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尽管在私人关系及对待中国传统学术的立场上仍然与章太炎走得较近,不过在接纳所谓万国新语和无政府主义的态度上,政治态度日趋激烈的刘师培明显更偏向《新世纪》杂志和吴稚晖的立场,这通过日后他一系列关于世界语的论述即可得知。
明治维新后,日本知识界掀起学习外语的热潮,一些知识分子在1880年代末期开始注意到世界语,而丘浅次郎在1891年最早开始学习世界语。之后,如吉野作造、樋口斟治郎、中目觉、安孙子贞次郎、浅田荣次等日本激进知识分子都对演习世界语产生了兴趣,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如长谷川二叶亭、田川大吉、堺利彦、大杉荣等对世界语尤其热衷,其中大杉荣对后来者学习世界语的影响最大。1906年,横须贺与东京世界语协会相继成立,6月,世界语协会还在神田青年馆召开了第一次大会,多位世界语学习者发表了演讲,大会还决定在日本各地设立“支部”或“分会”,8月,协会的机关报《日本世界语》杂志创办,并发行了第1卷第1号,从10月起每月发行一期,藉以宣传推广世界语。之后,大阪、横滨、京都等地也纷纷成立了世界语协会支部。村木达三、长谷川辰之助、丸山顺太郎、加藤节等人也相继编写出版了一批世界语教材和介绍性书籍。⑧在这样的集体努力下,左翼色彩甚为浓厚的世界语运动在日本声势颇为浩大,一度吸引了不少学习者,其中就包括时在日本留学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⑨。
受到日本激进知识分子倡导世界语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受到吴稚晖等人创办的《新世纪》杂志的影响⑩,人在东京的刘师培至少从1907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学习世界语(即“万国新语”)了,所以才能在1908年3月出版的《天义》报上发表《ESPEARNTO词例通释》一文,(11)公开鼓吹世界语(即Esperanto)。在这篇文章中,刘师培认为自古及今,世界上只有两种争端:“一由生计而生,一由感情而起。”由于生计造成的争端是“财产不平均”,由于感情造成的争端,其原因在于“语言不统一”。如果要解决这两个争端,有两个办法:“一为平均财产,一为统一语言。欲平均财产,必推行共产制度;欲统一语言,必采用Esperanto之文。”可以看出,刘师培之所以推崇世界语,重视其作用,是由于他在政治思想上接受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认识到财产的不平等是矛盾的起源,冀图借平均财产和统一语言的方法来解决“世界争端”。进而在刘师培看来,中国境内的争端肇因也是由于各地的语言隔阂与语言差异造成的,“语言统一,则竞争自息。此非惟一国为然,即推至世界,又何独弗然也?”刘师培这里将因为语言导致的人类矛盾夸大,又将语言的作用无限放大,希望借语言的统一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而这个所谓统一的语言即“人为之文字”——世界语,“欲期世界之统一,不得不统一言文。欲期言文之统一,又不得不创人为之文字。所谓人为之文字者,即Esperanto是也。”
在刘师培看来,世界语不仅是解决世界统一的法宝,还是类似于中国官话的语言,“其作用与中国官话等”,中国人要再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必首习Esperanto”,学习世界语比仅学习任何一种外国语言文字为优胜,因为未来的世界,世界语“必为世界普行之语”,这从当下世界语正在世界各地迅速受到欢迎的情况即可推知,而世界语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其构造简单、文法简明,所以能在二十年间,“推行几遍于世界”。加之世界语的构造法,“恒与中国之文字相符”,故此也“适宜于中国人民”,让中国人肄习起来“至为便易”。假若中国人要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一定要学习世界语,学成之后好处众多:
盖欧美各国,团体林立。每一团体必有Esperanto文所刊之报。虽下至速记、写真各业,莫不皆然。至于新译各书,则哲学(如康德诸人之著述)、文学(如荷士比、杜尔斯德及波兰Prus、法国Vallienne之书)、科学(以医学为尤众)、历史之属,以及诗歌、韵文,凡欧美人士称为名著者,均有刊行之本。近则新刊各书,岁增数倍。是学成之后,不患无可阅之书报也。
即便不以读西文书报、增广学识为目的,而以留学和游历为目的,懂得世界语亦可为学习者提供方便,“欧洲各国,凡商店、旅馆,其招待之员均通Esperanto,入其国境,即未悉其本国语言,若谙悉Esperanto,其所应用与通其本国语言者相同(日本人之游历欧洲者,或仅通英、德之文,不谙法语,然身至法国即改操Esperanto语,于社会交际至为利便)。”之后随着世界语的日益流行,学习者所获益处就会更多,“听收之效亦愈巨”,比较起那些仅仅懂得一两国文字的人,收效也更为明显。
进一步,刘师培认为,英、法、俄、德各国文字的繁杂难学,学习者需要花费多年苦功才能见效。相比起来,世界语只需“记悉语言数千则,明晰文法十余条”,有大约一年功夫,便“于会话、译书、通信、作文,均可从事”。中国人学习世界语的难度与学习日本语相当,可所得收益,比熟悉欧美数国文字的好处还要大,“其便利略与肄习日本语相同,而所收之益,则较通欧美数国文字者为尤巨”。所以,世界语在未来有着光明的发展前景。
对刘师培来讲,世界语就是中国迅速融入世界、学习西方的终南捷径,通过它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还可由世界语“期世界之统一”,实现世界主义的梦想(12)。不过刘师培也认识到,学习世界语虽然有诸多好处,但眼下的中国还不能如吴稚晖所主张的废除中国的语言文字,“然当今之世,骤废绝中国语言文字,代以Esperanto,亦属甚难”。由于外在条件并不具备,各专门学堂、各学校无法开设世界语课,中国也非常缺乏世界语教师和教材,故此不能一蹴而就。对此困难,刘师培并不沮丧,“以竭力传布为天职”,并提出改变的对策与应付诸的行动:
吾等对此问题计有二策:一则开设传习所于东京,延日人为讲师,并由上海同志开班教授,以为养成教师之豫备;一则编辑字典、文法书及读本,字典一书系用汉、Es、英三本合璧式;读本一书系按学级编定,已由同志编辑,不日告成;而文法之书,名曰《Esperanto词例通释》,则由鄙人编纂,以备中国人士之研究。(13)
二、刘章分歧
虽然并未如刘师培这般激进,但这时跟刘师培住在一起的章太炎也赞成无政府主义的某些观念,认同中国人应该学习西方语言,亦参加过几次刘师培、张继、汪公权等一干无政府主义者发起的社会主义讲习会,还曾在聚会中发表过数次演讲。对于汪公权提议请大杉荣来教授世界语,以及自己的学生钱玄同学习世界语,章太炎也不阻止,只是由于极度鄙视吴稚晖的人品,加上章太炎对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除汉文由万国新语取而代之的主张不满,才使章太炎同世界语倡导者渐行渐远。
然而直到1908年3月刘师培回国再返回东京后这段时间,章太炎和刘师培、何震夫妇的私人关系才开始恶化,尽管双方还曾共同参加社会主义讲习会。此时与两人都有密切关系的钱玄同曾记日记,正好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章刘矛盾逐渐激化的过程提供了第一手的旁证,组织世界语讲习班就是肇因之一。
受到日本因素的影响,1907年12月,在日本东京与刘师培一起组织和参加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汪公权、张继等人已经开始计划学习世界语。(14)在1908年1月12日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中,章太炎演讲结束后,汪公权当众提议邀请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来讲授世界语,在场的钱玄同非常高兴,也打算学习世界语:“盖余学此蓄志久矣,恨无机耳,今有之,不亦快哉!”(15)为了学习世界语,钱玄同后来还特地借来大杉荣的世界语讲义来参考。(16)只是邀请大杉荣来讲授世界语一事一直未曾落实,拖延至1908年3月22日的社会主义讲习会(此次讲习会开始改名为无政府主义气息极浓的“齐民社”)聚会结束时才得解决,刘师培提议重新开办世界语学习班,邀请刚刚出狱的大杉荣来授课。(17)后据钱玄同日记3月29日记载,在该日,聘请大杉荣教授世界语一事尘埃落定,授课地点在刘师培新搬住处曲町,“大约每星期五时(土曜无课),分两班,一用英文书教授,一用日文书教授。”(18)
3月31日,钱玄同去找刘师培商量世界语教授事,得知已经有十几人报名,而章太炎此时正在同刘师培、何震夫妇闹矛盾,打算从刘师培住处迁出。(19)4月3日,章太炎搬至民报社,并于4月4日开办国学讲习会,准备收徒讲习国学,隐然有与刘师培的世界语讲习会相争胜之意。夹于中间的钱玄同则开始担心国学讲习会的开讲时间同他参加世界语学习班的时间会有冲突。(20)
1908年4月6日下午,刘师培夫妇同钱玄同等人在刘师培住处开始跟随大杉荣一起学习世界语。大杉荣当时发表了世界语讲习所开办演说词,陈述他教授世界语的方法,以及学习世界语的难度与好处。演讲最后,大杉荣还对在场听众提出自己的希望:
诸君习此语者,大抵均抱革命主义,故鄙人教授此语,专期诸君于学成之后,都世界革命之书,考世界革命之事实,以与世界民党相晤对。(21)
此次讲习会的经历,也是钱玄同第一次学习世界语。(22)当天的有关情况,钱玄同日记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正可与大杉荣的演讲内容相互参证:
午后至申叔处,今日为世界语教授开始日。今日且不教,先由大杉荣演说,学世界语亦非甚易之事。大约谙英文者三月小成,半年大成;不谙者半年小成,期年大成云。改定时间为每星期月、水、金三日之五时半至六时半。甲班(谙英文者)月、水、金,四至五半。乙班(未谙英文)用课本为……世界语练习乙班。余在乙班。惟水曜日时间与国学讲习会又有冲突,因至神田董修武处商议。伊言此水曜日只可照旧,后当再与同人酌之。未知能改期否,若必不能,则吾决计上国学班,赖世界语班矣。盖此次请太炎讲小学、文学,大非易事,以后难再,真是时哉不可失。二者比较,世界语究非难得之事,况又有仲权等去上班,竟可借抄矣。(23)
从这里的记载可以看出,钱玄同对世界语虽然很感兴趣,也非常想跟刘师培学习,但认为跟章太炎学习的机会更为难得,比较之下,钱玄同还是决定优先考虑去听章太炎讲国学。4月10日,因为星期三世界语课同章太炎的国学讲习会上课时间有冲突,“二者既不可得兼”,与刘师培有世交之谊的钱玄同决定舍弃世界语而“取国学”,(24)为此专门致函汪公权和刘师培,表示不再去学习世界语。(25)这样的选择无疑又会让汪公权、刘师培增加对章太炎的不满。
大约4月中旬,汪公权与刘师培、何震夫妇放出章太炎将要放弃《民报》主笔出家为僧的消息,并致信《二六新闻》《申报》等媒体让其刊发。敏感的《申报》驻东京记者立即在《申报》上发布了这则消息:
主持《民报》社之章炳麟,现已延请南京某僧来东受戒,决意出家,《民报》事从此绝不顾问。章自谓被捕七次,坐狱三年,身世茫茫,正不知如何结果,大有废然自返之意,党中人颇愤恨之。(26)
但该传言及有关报道马上被章太炎得知,他立即致信《申报》等媒体发布辟谣声明,表明自己不会离开《民报》,暂时也无法出家为僧。《申报》随即发布了章太炎的辩诬声明,声明直斥汪公权为刘章矛盾的症结所在:
前信纪章炳麟决意作僧,不闻世事。刻得章致通信社辨明书略云:近日党派纷争,宪党已微,女子复仇党又思乘机而起,彼辈宗旨虽与吾党无大差池,而志在揽权,其心极隐。《二六新闻》前登程家柽事,本属虚诬,其意并不在程家柽。欲因此以倾覆《民报》。故中有《天义报》《民报》优劣一叚事。《二六新闻》明著送稿者为刘光汉,使吾辈知其语所由来。刘君本非险诈之徒,惟帐下养卒陈(原文如此,当为“汪”)公权者,本一势幻小人,以借贷诈谝为务。刘君素无主张,一时听其谗言,遂主两家构衅,诚可浩叹!闻彼辈亦曾送稿责同人,言鄙人种种灰心事。其意祗欲取而代之耳。鄙人近仍在《民报》办事,拟重新整顿一番。至于削发为僧,本与此事绝无关系,月照尚可作尊王攘夷事,况我辈耶?若谓从此入山,摈弃世事,则今日并无山可入也。一切谗言,愿勿听纳。此问近安。章炳麟白。(27)
但刘师培夫妇等并不愿就此罢手,仍希望让章太炎声名狼藉。为此何震又专门写秘函给章之论敌吴稚晖,向之通风报信,构陷章太炎与清廷地方大员暗通款曲,并在信中火上浇油,特别说到“东方无知之革命派受其(指章太炎)影响,亦排斥无政府主义及世界语”。(28)随后刘师培夫妇又伪造《炳麟启事》等文件,希望造出既成事实,逼迫章太炎脱离《民报》社,不问政治,出家为僧。(29)
在两造矛盾日见激化过程中,双方的朋友曾做过调解努力。据钱玄同日记4月24日日记可知,汪东(寄生)、刘揆一(林生)等得知章刘交恶,想代为缓颊,章太炎自己亦“颇愿”同刘师培言归于好,就托刘揆一带信给刘师培表达和好之意。(30)刘师培也有意与章太炎重归于好——“本无不可”。(31)但对刘师培影响力甚大的何震与汪公权“坚执不可调停”,“申叔内受制于房闱,外被弄于厮养,默默无言,事遂不果”。钱玄同由此感叹道:“噫!立宪党与革命党应该冲突者也,而谈排满者与谈无政府者乃或起冲突,而其故又极小,不过为银钱事,使外人闻而解体。可叹!可叹!”(32)
看到拜托周边朋友去缓和同刘师培关系的努力无果,章太炎又在1908年6月1日致信孙诒让,希望他以前辈长者身份调解章、刘矛盾,规劝刘师培,不要听信汪公权谗言,“弗争意气,勉治经学”,“弃好崇仇”,与章太炎一起“劾力支持残局”。(33)可惜孙诒让未及看到章氏来信即已去世,而章刘矛盾之后亦日趋尖锐,终至不可收拾。
然而章太炎始终顾念刘师培为同道中人,“深爱其学”,体谅他“少年气盛”,希望两人能恢复旧谊,不愿意公开指名批评刘师培。所以他在这时写出的《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后来此文在《民报》上发表(34))中,并未道及刘师培,将火力全放在《新世纪》杂志和吴稚晖那里,批评吴稚晖等人在《新世纪》上倡导万国新语的言论,太过激进:“好尚奇觚,震慑于白人侈大之言”,认为从技术到现实层面,万国新语都根本无法在中国推行。虽然章文没有道及刘师培名字,但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对刘师培正热心提倡的世界语和稍前写作《ESPERANTO词例通释》一文进行的间接回应。如章太炎在文章中说,中国各地的确方言多且差异大,假如真的要“以万国新语易汉语,视以汉语南北互输,孰难孰易?今各省语虽小异,其根柢固大同。若为便俗致用计者,习效官音,虑非难事”。故此,学习“万国新语”远不如学习中国官话为易,世界语只是对欧洲人来说学习起来比较容易,“欧洲诸族,由于同原语无大差违,习之自为径易”,因其“本以欧洲为准,取其最普通易晓者糅合以成一种,于他洲未有所取也”。
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刚撰好时,章太炎曾交给钱玄同观看,钱认为该文“中多精义”,将《新世纪》杂志上刊登的《万国新语之进步》一文“驳尽”。(35)稍后,钱玄同又看到《新世纪》第40号上发表的《编造中国新语凡例》的文章,受到章太炎影响的他忍不住在日记中挖苦道:“《新世纪》四十号到,愈出愈奇。前拟用万国新语代汉语,已觉想入非非,今夏有创中国新语者,其编造之字身、句身,以知字能识万国新语为目的,此等可笑之事,太炎谓其发疯,诚然。”(36)而为了扩大该文影响,章太炎曾让钱玄同将之印刷为单行本后由钱玄同、朱希祖分送各人,(37)还在《国粹学报》重新将之发表(38)。
在同期《民报》杂志,章太炎还特意刊出《博征海内方言告白》,(39)暗中亦在批评无政府主义者和世界语论者“文言一致”“遏绝方言”的看法,指出要重视方言的作用,“果欲方言合一,当先博考方言,寻其语根,得其本字,然后编为典语,旁行通国,斯为得之”。
三、坐言起行
就在章刘交恶、章太炎批评世界语之际,刘师培不为所动,依旧在积极鼓吹和推广世界语(40)。他先在自己主编的《衡报》第1号上发表《本社启事》广告,表示世界语学校开班:世界语班由日本大杉荣君教授。现拟于甲、乙两班外,或另开新班。留学日京诸君,如有立志愿学者,乞阅本号所载《简章》,并速向本报通信所报名。又大杉君由外国语言学校毕业,尤通法语,拟为中国人开法文班。留学日京诸君,如有愿学者,亦乞本报通信所报名。(41)之后,在第4号《衡报》(1908年5月28日)上,刘师培又刊出《世界语夏期讲习会开班广告》,宣传讲习会的具体开办情况,请有意者报名:“本社为世界语班扩张计,又以教授九十小时可得其大要,以为阅一切书报基础,特于西历七月一日起开夏期讲习班,至八月十五日止,每日由大杉荣先生授课二小时。由午后六时起至八时止。入学金五十钱,授业料三圆,杂费不取。如有欲学者,乞至曲町区饭田町六丁目二十一本社通信所报名。”(42)
这时,日本一些世界语倡导者暨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正在积极地从事自由民权运动(主要是一些无政府主义活动和社会主义活动),引起日本政府的警惕,遂开始对境内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世界语运动进行监控和镇压,一些世界语协会支部也被迫解散,最终导致6月22日的“赤旗事件”发生,多个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因从事相关政治活动被捕,无政府主义运动与世界语运动在日本开始步入低谷。(43)
在“赤旗事件”中,激进的世界语授课教师大杉荣被日本警察再度抓进监狱。(44)世界语夏期讲习班面临缺乏授课教师的窘境,钱玄同遂致信刘师培表达关切之意。6月26日刘师培去监狱看望了大杉荣,并通过大杉荣另外找到了授课教师。6月27日,刘师培就回信给钱玄同讲述有关情况,并表示:“世界语夏期讲习班仍旧开设,已由大杉荣荐人自代。如贵友之中,有欲肄习此语者,仍可于日内报名。”(45)钱玄同本想借此机会仍参加夏期讲习班,就于7月1日去刘师培住处报名:“因申叔处又将开世界语班(夏期),自(阳历)本月一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每日晚间六至八时教授,颇愿往习,因往其处。”到了之后,钱玄同始得知已经报名的人“都将考校课”,需要等待四五天后才能开班上课。这次与刘师培的交谈情况,钱玄同有以下记载:“与申叔讲时事,伊总主张进步说,因甚以《新世纪》为是。又谓世界语言必可统一云云。”从此记载可见刘师培当时提倡世界语之坚决和对世界语前景的看好,以及他的立场跟《新世纪》所推崇的无政府主义接近程度。不过深受乃师对吴稚晖及《新世纪》看法影响的钱玄同认为刘师培虽然顽固相信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但比吴稚晖等人贬低中国旧学的立场仍高明很多:“果哉其难化也!然不斥旧学,贤于吴朓诸人究远矣!”(46)
之后,此次世界语夏期讲习班又推迟了开学时间。根据《衡报》第8号(1908年7月8日)上的广告可知,因为大杉荣于6月22日入狱,需要另外请人授课,讲习班不得已改期:“已另延千布利雄君为教师,定于本月十五日开班。章程仍与昔同,惟教授之期,延至九月十日(或十五)。凡有志愿学者,均乞报名。”(47)而钱玄同之后似乎没有加入这个续开的班学习世界语,他的世界语知识仍是来自之前大杉荣所授。据其后来的回忆:
我先要声明:到现在为止,我还未曾学会世界语。说起世界上有Esperanto这一种语言和文字,我却知道得不算很迟,1906年我在日本,就见过关于世界语的读本等等。1907年,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诸先生在巴黎办《新世纪》周刊,大大地鼓吹世界语,我那时看了,觉得心痒难熬,恨不得立刻就学会它。1908年,刘申叔先生在日;举请了大杉荣先生来讲授世界语,我赶紧去学,学了一星期光景,总算认得了二十八个字母。后来为了某种事件,我不愿与申叔见面;因此,世界语也就没有继续学下去。(48)
钱玄同这里所言的“某种事件”,是在为刘师培讳,估计是1908年秋在《民报》社集会时发生的“毒茶”事件,目的在于针对章太炎(也有当事的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竹内善朔回忆说,该次投毒事件的目的在于针对支持章太炎的宋教仁),嫌疑人被认定是与刘师培夫妇关系亲密的汪公权,而刘师培夫妇也背上了指使者的嫌疑。(49)由此,钱玄同遂同刘师培彻底决裂,不再与刘见面,学习世界语的事情也就此中辍。所以在钱玄同该时期的日记中,对此班及钱学习世界语的情况未有任何记载,也未见有任何他再访问刘师培的记录。
这期间,刘师培除了忙于筹办世界语讲习班,还撰写有关文章积极宣传世界语,《劝同志肄习世界新语》《世界新语Esperantisto发达记》就是其中的两篇文字。前文主要是为了劝说同志学习世界语而作(初衷或在于规劝钱玄同),讲述世界语的重要性和目前在世界上的流行程度,包括中国人学习世界语的好处。(50)后文主要讲述世界语的创立情况,以及世界语在当今欧美各国的发展情况与未来前景。(51)
在1908年8月8日发表的《衡书三篇》一文,刘师培亦间接回应了章太炎对世界语的责难。文章在讨论“国学问题”时,刘师培认为现在出现了国学澌灭、“国粹将堕”的情况,肇因有三:过于功利地去讲求“致用”;“惕强”——胡乱比附西籍与新说;“民贫”——贫富差距过大,儒生迫于饥寒无暇讲求学问。有这样三个原因存在,刘师培认为即便是开办国学保存会,也无关痛痒;即便是招集生徒聚众讲学,“即聚徒讲授,亦仅空名”。这话明显是在批评章太炎在东京开办国学讲习班一事。刘师培认为中国国粹存亡的关键在于实行“共财”,“视共产无政府之实行与否而已”。(52)刘师培在文章中又回应了《新世纪》杂志和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的争论,认为“东方学术之长”,不能“尽弃”,“况象形文字,足备社会学家所参考,非东方所克私。惜篆、楷体行, 失其真。宜取许书篆籀之文,切以Esperanto之音,并取Esperanto之文,加以解释,使世界人民均克援中国形象文字,穷其造字之义,以考社会之起源。此则学术之有益于世者也。区田之制,亦宜转译,使良法美意,普行于世。此非为私其国粹计也,实为众民之利益计耳!若于应用科学以及Esperanto之文,则又人人所当共习者矣!”可以看出,刘师培这里实际是融合了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和章太炎这两种对立的对于中国文字及世界语的看法,为一种折中方案,既保存了国粹,发扬了中国文字对于世界的价值,又推行了世界语,照顾了“众民之利益”。紧接着,刘师培又补充说:“以他国文字拟以中国字音,此事甚难,以中国多有音无字之文也。若Esperanto为拼音文字,无论何字之音,均可切成。况中国文字,其可贵悉在字形。若师他国字母法,则六书精诣堕地矣!今也存中国之字形,切以Esperanto字音,即中国文字,其有象物音以定字音者(如雀、鸦、羊、牛、木、水是)。外人观之,亦易明了。惟所拟之音,当据古音,不可据现今普通官话或各省方言也。”(53)如果中国文字能与世界语进行有效结合,中国文字就能获得新生。进一步,这时正热衷于西方社会学的刘师培又在《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一文中阐释道:“中土文字”的价值“惟在字形”,其最大效用在于可以证明西方的社会学,“此则中土学术之有益于世者也”。中国文字将来能够生存下去的依据,只有依靠“字形”,“字形足以行远之由,则以顾形思义,可以穷原始社会之形,足备社会学家所撷摘,非东方所克私。”(54)如果想推广“中土文字之用”,刘师培认为同样要与世界语相结合,他这里其实是重申了《衡书三篇》一文中的看法,并无太多新意在:
莫若取《说文》一书,译以Esperanto(即中国人所谓世界语)之文。其译述之例,则首列篆文之形,或并列古文籀文二体,切以Esperanto之音,拟以Esperanto相当之义,并用彼之文详加解释,使世界人民均克援中土篆籀之文,穷其造字之形义,以考社会之起源。此亦世界学术进步之一端也。(55)
1908年11月初,在《衡报》被日本政府查禁后,刘师培不得不回国。(56)返回上海后,刘师培马上遍告同仁回国经过,表示要在上海秘密复刊《衡报》,“并设世界新语事务所,以为通信机关”。(57)稍后,刘师培又在上海几个大报上同时发表《劝告中国人士宜速习世界新语》一文,对之前在《词例通释•序》《劝同志肄习世界新语》两文中的观点进行了补充发挥,特别详细申述了学习世界语的好处,以及学习世界语的快捷。(58)在文中,刘师培特意批驳那种认为学习世界语会“有碍于国学”的观点(实际也是在批评钱玄同舍世界语而去追随章太炎学习国学),“此实愚瞽之论也”,中国人平常所学的主要外语——英文也有弊端:
其音符、名称及文法均有杂淆之弊;其所发之音,复与他国言语不相符合。故中国学校各学生肄习英文,必历时数载方克粗通。惟其学之甚难,故学校学生或偏重此科,以荒国学,又或畏其难而辍业,致国学、欧学均无一成,此今曰学者之通弊也。
刘师培认为如果酌情使用世界语,学生则会比较容易上手,也易于毕业,较仅学习英文者更有所得,且有利于中国学术的发达,也有助于对西方学术的接受,“既植研究欧学之基,且不致坐荒国学,非惟为输入欧学之捷径,亦且保存国学之一助矣”。值得注意的是,刘师培该文虽发表于1908年11月底,其写作时间应该是刘师培人尚在日本之时,因为在该文结尾他谈及正在东京创设世界语传习所一事:“鄙人对于此语,以竭力传布为天职,既于东京设立传习所,并拟编辑书籍,广致书报,以为设立协会之基,力所能及,一息不敢自懈。”
大约同刘师培于日本东京大力倡导世界语的同时,上海也有一批人(主要包括部分留学生、趋新知识分子和商人)受到沙俄商人及日本知识分子倡导世界语的影响,也在力推世界语,声势颇为浩大。如从1907年开始,几个大报《时报》《神州日报》《中外日报》《申报》等业已开始刊载推介世界语的文章,同时还登载有群益书社出版的译自日本的《世界语教科书》的广告(59),发布有创设世界语传习所的广告(60),其他一些国家正在应用世界语的广告(61),招收世界语学社会员的广告(62),世界语学社捐款人名录(63),对世界语第五次大会的编译报道(64),招收世界语学员的广告(65),等等。梁维岳等五十余人在上海还成立了专门的世界语学社,并打算编辑《世界语月报》。(66)上海文明书局1909年还出版有杨曾诰编著之《万国新语》一书。此外,一批留法学生如秦玉麒、华南圭等还在法国创办了《世界新语杂志》,将有关信息传给上海的《神州日报》,希望能借此平台广为宣传世界语。(67)
在刘师培他们这些世界语提倡者看来,现实世界分为野蛮和文明两种社会,文字也分为野蛮和文明的两种,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合而为一、逐渐文明化,“世界大通,不能不有一万国通行之语言与文字”。(68)可惜当下世界的语言文字太过繁多,沟通交流起来非常困难,“非言文统一,不能跻世界于大同”。(69)他们期待能“创造一种共同之语言文字,以济世界之用”,(70)因为“国际文语之不统一,而必创造公共之文语以代之,实天演之公例”。(71)他们并将这种“共同语言”或“国际文语”即世界语的作用理想化,将之看作“进化大群之良器”,(72)建构与想象世界语的“世界”性,“世界语者,万国共通、人类统一之语也。跻五洲于同堂,洽感情于寰宇,舍此其焉属哉”。(73)戴季陶当时也认为,中国人如果要融入世界、维护世界和平,不得不具备世界道德和世界智识,“不可不先图世界交际”,“欲国民日发展今日之世界中,不能不有同一之语言文字。则世界语学之必要,又为无待论及者矣”。(74)还有人建构出世界语已经流行于世界、为世界万国所欢迎的美好图景,一厢情愿地认为:“世界语者,万国通行之新文字也,吸收世界文明之利器也,二十世纪之学术赖以进化也,而又为世界和平之证券也,欧美各国已认为万国公语。”(75)有的世界语支持者甚至断言,由世界语这个凭借自然可导致大同社会:“世界语若通行,则全球人民尽为同胞,同享平和之幸福,大同世界将见于斯矣!”(76)
像刘师培还认为世界语在石门和夫创办之初,就包含“博爱、大同之想”,即所谓世界主义,希望借此可以去除纷争、增进团结,达到“同文之世”,而世界语即世界“同文之嚆矢”。(77)由此“嚆矢”“世界人心渐由国家主义而臻进世界主义”,世界语“十年后其大光明,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而世界政教风俗,与夫一切文物典章,无不蕴酿胚胎于其中,世界人士虽欲不学,乌得而不学”。(78)
一些世界语的倡导者还认为,世界都在进化,只有中国在退步,其根源在于中国的语言文字,“今吾国所以如此极者,核其原因,系由文字语言既分为二,既耗人生有涯之日月,而又趋重空虚之浮文,以相夸靡奢高尚,沉于此者数千年”。(79)为此,他们认为字形繁琐、发音复杂的中国文字是野蛮的,不适合社会发展,未来必被淘汰,代表文明和进步的世界语则一定会在中国大兴。(80)他们希望以上海为基地和起点,在中国大力推进世界语:
方将以上海为传播之起点,历两岸各都会而直达汉口。复分为三支:一支西南,行经宜昌、重庆二入蜀;一支西行,逆汉水而出陕甘;一支北行,循京汉铁路道而趋燕赵。务使十户九晓、十人九知世界语,以速世界进步之弘运,以启劳民自觉之良知。(81)
这种对世界语的描绘与想象态势,以及为推广之所做出的努力,在民国初期也都得到延续。
当章太炎了解到世界语在上海的流行情况后,很是担忧,“世界语流行上海,隐患甚深”,特意致信友人批驳世界语应用于中国之谬,认为中国文化光辉悠久,不必“徒羡他人”。(82)但在《新世纪》杂志上一些世界语倡导者看来,章太炎的见解和努力无济于事,是“螳臂当车”,不符合“天演公理”,“适者生存,其不适者澌灭”。(83)由此可见,在中国推广世界语这批人背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情结同样也非常强烈,他们尊崇与推广世界语的背后关怀仍是来自现实的刺激,只是他们太敢于设想未来的美好,但却没有估计到见之于行事的难度和复杂性,更没有意识到这种想象和追求的乌托邦性质。
四、事随境迁
其实,早在1908年初,时在上海的刘师培、何震夫妇政治立场就发生了转变,已秘密写信向时任两江总督端方输诚,(84)为之就如何镇压革命党一事出谋划策,并主动表示愿意放弃反满立场,充当端方暗探,侦查破坏革命党的活动。
与章太炎彻底决裂后,返回上海的刘师培夫妇除散发公开信和材料揭发章太炎与清廷大员端方、张之洞暗通款曲外,还在上海积极向两江总督端方提供关于革命党的情报(85)。后王金发等人察觉刘氏夫妇和汪公权“背叛”革命党,就暗杀了汪公权,刘师培也险些被杀,他遂在1909年4月左右赴南京公开投奔端方。(86)当时《时报》对刘师培入端方之幕一事曾有公开报道,报道最后还富有意味地讲刘师培“邃于学而短于视”。(87)
刘“背叛”事公开后,革命党人纷纷对之表示不齿或遗憾,连《新世纪》杂志的主事人、倡导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的同道吴稚晖也与之决裂,公开在《新世纪》上刊文揭发刘师培。(88)但章太炎并没有落井下石,仍在惋惜刘师培之才,希望其能迷途知返,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为此特意致信刘师培进行劝说和提醒(89),希望刘能归隐山林,专心学术,然而刘师培并未回信。(90)毕竟,初入端方幕府的刘师培此际正春风得意、炙手可热,受到端方极高礼遇,“叹为今世绝学”“尝与谈至深夜弗倦怠,供养甚优,俸糈亦厚”“同学少年均艳羡之”,纷纷走刘师培门路,希望其能将之介绍或引见给端方。(91)章太炎的苦口婆心劝说自然无济于事。
或许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刘师培放弃了早前信奉的无政府主义,也不再坚持推广世界语,反而向端方献计献策,提议效法湖北、苏州做法,设立“两江存古学堂”,保存国粹,培养国学人才。在该信中,刘师培还批评了留学生趋新激进、忘本无知的做法。(92)此信显然是刘师培的表忠心之作,但也不妨视为刘师培的自我批判和反省——他在追悔自己之前鼓吹革命、倡导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的孟浪言行。因为以后,不管是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或是在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刘师培的论述中,刘师培都没有再道及无政府主义或世界语的言论,也不再表态支持革命或社会主义。(93)甚至后来在编选自己的文集出版时,刘师培也不愿意收录他在清末宣传无政府主义与世界语的文字。(94)这种情况说明他入端方幕后,受到端方资助,但也形格势禁,他已经不便也不能再谈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等话题,一定程度上这也表明刘师培不但与革命党决裂,也与激进的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决裂了。毕竟追随端方之后的优渥待遇和相对良好的问学环境,所谓“铤而走投端幕,端氏多善本书,申叔相从入都,所见益富,校雠益广”,(95)似及经常同一批从事中国经史研究的学者(如缪荃孙、陈庆年、王闿运、伯希和等)的交往,业已让刘师培没有条件也没有同道再一起坐而论道,撰写批评文章、办社会主义讲习会去讨论那些激进的政治、社会或文化议题了。(96)即或是到了民国初年,世界语运动愈发壮大之时,在刘师培任职的北大就有包括蔡元培、钱玄同等在内的诸多倡导者的时候。刘师培也再未参与其事或发表任何有关支持的言论。(97)
饶是如此,刘师培在1908年前后对世界语的倡导仍然值得注意,因为这同刘师培本人当时激进的政治主张和文化理想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很大程度上显示着刘师培乃至与他同时或之后倡导世界语者共同的政治目标和世界主义追求,非常具有代表性与导夫先路的作用。有意思的是,五四时接过当年刘师培提倡世界语大旗的恰恰是当初和刘师培决裂过的钱玄同。(98)
自诞生之时,世界语即许诺给人们一种能在世界各国通用的美好愿景,有着明显的超越利己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意识,这非常吸引知识分子的眼球和他们的学习热情。所以在实践层面,从1922年2月开始,又受到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1889~1952)在北大教授世界语的影响,更多知识分子开始学习与倡导世界语。(99)当时的北京著名副刊《晨报副镌》对爱罗先珂之行及其掀起的世界语学习潮流有很多报道和评论,后来又借纪念世界语发明人石门和夫生日之际,发表了多篇的纪念文章,还刊布了蔡元培、沈步洲、江春霖、顾维钧等人倡导世界语的演讲。其中顾维钧从“外交发明和国际观念”角度说道:
现在我们要想免除国际间不幸的现象,增进国际间的睦谊,和促进世界和平起见,不能不赞成世界语。若能将世界语用作国际间的官话,非特减少许多误会,还可消除许多不幸的事呢。
到最后,顾维钧又说:
像我国人口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向来又是很主张和平的,所以对于世界语,更当表示同意,并且有竭力推广的义务。世界语推广愈快,则消除国际间误会愈快,国际间的真正和平的实现亦愈快。(100)
而代表教育部参加世界语联合大会的代表沈步洲也同样乐观地期望:
现在有了世界语,非特可以沟通中西的学术,还要创造世界上许多共同的新学术,发明世界上许多物质上的新原理,迎合这新世界的新潮流。(101)
当时诸如此类对世界语的看法还有很多,在在表现着时人对于世界语应用前景的希望,他们尤其希望主动走向世界,让中国摈除野蛮,以文明开化的姿态拥抱和追求世界语,尽快融入世界,并借此打破旧有的国际权力结构,更好被各国接纳和平等对待,即巴金所谓“开世界大同之路”(102)。
但是,上述的期待与想象实在是将世界语作用过于工具化、夸大化,不过这倒是反映了世界语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弱者的抵抗”性质,即所谓“反体制”取向,如鲁迅所谓,世界语其实暗含“可以由此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的想象。(103)故此,它就很容易被作为一种语言政治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及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在中国即是如此。(104)
在1920年代后的中国世界语运动中,左右翼政治势力都有加入。右翼的支持者希望将世界语与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因为“三民主义化”或“中山化”的教育宗旨,“非推行世界语不可”。(105)但这样的呼吁很像是国民党的官方文宣,根本得不到多少回应,所以后来右翼势力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影响就越来越小。左翼支持者则希望将其视作反对帝国主义和追求民族解放的工具,主张“为中国的自由解放而用世界语”,(106)认为世界语的作用可以“驱逐帝国主义之盗匪于中国国境”,(107)“以世界语为武器,团结全世界被压迫的大众”。(108)这样的表达更契合民族主义的需要与世界主义的追求,很容易获得激进知识分子的共鸣,因之,左翼力量后来就慢慢主宰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走向。
当然,这时也有人试图反对左右翼对世界语运动的利用,希望世界语运动非政治化,因此强调世界语的中立性质,认为由世界语发展出来的世界语主义:“是绝对中立的,绝不干涉人民的内部生活,也决不想排斥现存的国语。世界语学者无论抱何种别的理想,信别的主义,都是私人的行动,与世界主义无关。”(109)只是这样的呼吁太过微弱,根本抵挡不住世界语运动不断地被政治化与工具化的趋势。
中共也深刻意识到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重要性与吸引力,在延安也成立了世界语协会和世界语学校,招募愿意学习世界语的青年知识分子。借鼓励大家学习世界语之际,毛泽东将世界语与中国革命直接联系起来,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末,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110)由此,左翼的世界语运动进一步政治化,逐渐成为统战武器和宣传工具,而世界语提倡者则借助中共的支持不断获得资源和扩大阵地。(111)
之后,在左翼力量和中共的大力支持下,世界语在中国迅速得到推广。1957年“反右”运动后,虽不断经历一些挫折,但世界语在中国的影响依旧在不断扩大。1964年底,北京电台世界语广播开播,1971年,《毛泽东选集》也由中国外文出版社正式推出世界语版。最终,世界语在中国大陆的声势于20世纪80年代达到鼎盛,具体表现主要有:世界语出版社1981年成立,大批世界语出版物出现,大量中外名著都有了世界语版;官方举办的世界语活动也非常多。(112)正如世界语研究者侯志平的分析与预言:世界语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才能在中国获得飞速发展。(113)最典型的事例是1986年在中国召开的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截至当时,“这是在中国举办的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得到包括姬鹏飞、李先念、万里、姚依林等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支持,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担任大会最高监护人,并向大会发了贺信;大会荣誉委员会主席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华担任,副主席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胡愈之、楚图南担任,黄华、楚图南且到会场发表了讲话。(114)这使得此次大会成为“有史以来规格最高、人数最多的委员会,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这次大会的重视”,“未来的发展将进一步证明: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世界语将帮助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也将帮助中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世界,走向世界。”(115)2004年7月25~31日,第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又在北京召开,亦有两千多人参加了大会,时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担任大会最高监护人,并发了贺信。(116)据说此次大会比1986年的大会“更加成功,受到国际世协和与会世界语者的称赞和高度评价”。(117)
当世界语运动在世界其他国家渐近消歇之时,中国政府高规格主办世界语大会,同时还热情支持和大力赞助世界语活动,这都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只是,世界语拥趸的乐观与希望,同现实中人们对学习世界语缺乏兴趣恰成鲜明对比。因为像中国政府这样对世界语的支持力度,在其他国家那里并不存在,尽管有如此巨大的支持和投入,愿意真心学习世界语的中国人仍然为数极少,即便在1980年代世界语运动极盛时期,大概也只有四十万中国人曾经学习过,现在则可能只有几百人“精通”它而已。(118)就连一辈子研究世界语史、鼓吹世界语重要性的侯志平,早先曾希望自己学好世界语,“用它来为国效力”,五十年下来,最后虽“能借助字典读一些世界语书刊,但离自由应用世界语相差甚远”。(119)
五、结语
若是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从一百多年前世界语引入到中国,乃至今日逐渐消歇的历史事实表明,刘师培包括其他提倡世界语的许多人,对世界语的认知都止步于一个初学者的水平,很多时候都停留在宣传和想象的层面,悬鹄甚高,但论证过于简单化和抽象化,“热情多于分析”,观点也有不少重复与照搬日本乃至欧美之处,更有不少道听途说和自我标榜的成分,充满着误解与非理性因素。(120)
简言之,他们都太强调世界语的工具作用和实用价值,忽略了语言背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因素,把世界语及其使用前景理想化甚至想象化了:首先,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中立的、透明的。语言的兴起和推广除具有必须的外部条件外,还与其自身的适应性乃至文化积淀有关。世界语在推广过程中,除了一些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与民间组织的身体力行之外,它其实缺乏有效的物质与制度基础,也缺乏稳定的、长期的践履群体和普通受众;再者,世界语自身属于一种力求简单明白的人造欧式语言,不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社会使用需求,仅靠许诺一种乌托邦愿景,不但难以服众,而且很容易被作为工具利用,成为一种思想专制与话语霸权。
进言之,语言文字是随时代改变的东西,对于人造语世界语来言,它缺乏文化深度与历史底蕴,完全未经实践检验,一经应用,当面对不断出现的新词新字时,自然也会“繁杂不规则”,而且其作用也并不像世界语提倡者所认为的那样大,学习的人数那么多,有足够多可供阅读的教材,像吴稚晖、钱玄同等人废弃汉文、采用世界语的主张,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121)何况世界语系从几种主要的欧洲语言中创制出来的,对于亚洲人来讲,学习世界语的难度同学习其他欧洲语言一样,远非容易,(122)但其实际用途却非常有限,谓之为“屠龙术”也并不过分,无怪乎钱玄同、巴金、侯志平等人只是在极力提倡而并没能以身作则。
同样值得思考的是,世界语在近代中国在地化的过程中,它所包含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不但被世界语的中国支持者所忽略或无视,甚至还被视作理所应当,被当作西方文明与“先进”的表征。(123)如钱玄同反驳陶孟和批评世界语的基础是欧洲语言时说:“至于不采东方文字,而云可为世界公用的语言……此事并无不合,东方之语言,实无采入Esperanto之资格”,因为中国文字字形复杂,字义含糊,“难得其确当之意义,不逮欧洲远甚,自亦不能采用。”(124)非但如此,在钱玄同们看来,中国“这种极陈旧的汉字”断难表现外国“崭新的学问”,若是打算让中国的“智识长进”“头脑清楚”,“非将汉字根本打消不可”,“国语既不足以记载新文明,改用某种外国语又非尽善尽美的办法,则除了提倡改用Esperanto,实无别法”。(125)更有意思的是,当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在极力倡导世界语的同时,在同时代的欧美,世界语的流行程度却非常有限,愿意学习的人非常之少,“不过为社会党人之媒介物而已”。(126)
抑有进者,世界上存在的纷争、冲突往往不是由于语言的差异导致,也非所谓文明和野蛮的冲突,而是物质利益、政治制度、宗教、意识形态、民族、文化、传统、地域、资源争夺等多种因素造成,企图靠统一语言或改变语言普及世界语来解决这些分歧,这样的诉求无疑是缘木求鱼。根本上,世界语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亦无法引领人类前进到一个大同时代,更无法代替中文乃至任何一种已经确立的民族语言,尤其在20世纪以来语言民族主义不断勃兴的情况下。就像陶孟和所谓:“吾尝默查世界之趋势,国民性不可剪除,国语不能废弃。所谓大同者,利益相同而已……而绝不能以唯一之言语表出之。”(127)也如后来周作人针对钱玄同提倡世界语一事的反思:“到了近年再经思考,终于得到结论,觉得改变言语毕竟是不可能的事,终以自己的国语为最适宜的工具。国民要充分的表现自己的感情思想,终以自己的国语为最适宜的工具。”(128)
百年转瞬而逝,如今世界语运动在实践的检验下将近弹尽粮绝,世界语的提倡者和实践者所坚持的理念已成明日黄花,所期盼的愿景也遥不可及,然而他们精英式的世界主义追求、期盼世界大同的梦想,希望重新塑造中国走向和追求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建构的的努力,(129)却不会杳如黄鹤,毕竟世界语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政治正确层面、在反思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方面、在展现多元现代性方面,还有存在的必要与研究的价值,还会引起具有浓厚乌托邦心结之人的戚戚之情。当然,也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争议与误导,尤其是近代中国世界语倡导者藉此展示与赖以建构的世界主义关怀背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情结和线性历史观,以及他们为推广世界语所展现出的终极真理在手、不容质疑的一元论心态和言行,“亦犹孔子专制之观念,欲罢黜百家也”。(130)
最后,我们或可以说,就刘师培个人而言,他的世界语论述显示了青年刘师培思想的剧烈转变程度,乃至其中包含着的无政府主义关怀与乌托邦情结。但是,刘师培等人在清末开始提倡的世界语论述与为此付诸推广实践,实在不乏武断、幼稚、想象乃至专制、粗暴的成分,此类的建构与追求,固然为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宝贵经验,但亦为值得检讨的前车之覆。
〔本文曾蒙陈力卫、沈国威、邹振环、马忠文和叶隽诸位教授,陈建守、杨力与崔庆贺三位友人提供帮助或惠赐意见,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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