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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想象—以刘师培为中心 (2)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更新时间:2018-01-07 13:47:55    作者:张仲民    浏览:290

注释:
①关于世界语本身的历史及其早期(1887~1927)的发展情形,可参见瑞士人普里瓦(Edmond Privat):《世界语史》,张闳凡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年。不过该书说的主要是世界语在欧美的情况,基本忽视了在日本与中国的情形。
②对世界语运动在近现代中国情况的专题研究,主要有侯志平撰写和主编的四本书,四本书简单概括,内容有所重复,且着重民国以后尤其是中共支持下的世界语运动发展情况,对清末的情况只是一略即过,且几乎未提及《新世纪》杂志与章太炎,但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认识上的方便。参见侯志平:《世界语运动在中国》(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年)、侯志平主编:《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年)、侯志平主编:《中国世界语运动简史》(城市:新星出版社,2004年)、侯志平:《中国世运史钩沉》(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西方也有学者对世界语在近现代中国(主要是民国初年以后)与明治以来日本的情况做过简单研究,还特别关注了1949年后中国政府与世界语的关系,并重点分析了中国政府关注世界语的原因。参见:Gerald Chan,“China and the Esperanto Movement”,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15,Jan.,1986,pp.1~18; Ulrich Lins,“Esperanto as language and idea in China and Japan”,Language Problems & Language Planning,32:1(Spr.,2008),pp.47~60.
③罗志田:《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林义强「「万国」と「新」の意味を问ぃかけゐ:清末国学にぉけゐェスペラント(万国新语)论」、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47,2005年,第121~139页;孟庆澍:《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围绕〈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7~120页;等等。
④嵯峨隆:『近代中国の革命幻影——刘师培の思想と生涯』、研文出版〈研文选书65〉,1996年,第145~150页;安井伸介:《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基础》,台北: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13年,第148~151页。
⑤余露:《清季民初世界语运动中的“世界”观念》,《学术研究》2015年第3期。
⑥罗志田:《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罗志田:《抵制东瀛文体:清季围绕语言文字的思想论争》,《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彭春凌:《以“一近方言”抵抗“汉字统一”与“万国新语”——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论争(1906~1911)》,《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等等。
⑦汪公权:《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纪事》(原载《天义报》第6卷,1907年9月1日),转见万仕国:《刘师培年谱》,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110页。参见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⑧关于世界语在明治末期日本的情况,可参见日本ェスペラント运动50周年记念行事委员会编『日本ェスペラント运动史料第1(1906~1926)』、日本ェスペラント运动50周年记念行事委员会,1956年,第3~20页;大岛义夫、宫本正男:『反体制ェスペラント运动史』、三省堂,1987年,第3~15、366页;初芝武美:『日本ェスペラント运动史』日本ェスペラント学会,1998年,第14~30页。
⑨根据景梅九的回忆,他在大约1906年前后在日本时即受到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开始相信无政府主义,参加社会主义讲习会,接受幸德秋水等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政治主张,并向大杉荣学习世界语。参见景梅九:《罪案》,北京:京津书局,1924年,第69~78页。
⑩根据钱玄同日记记载:刘师培演讲时即曾引用过《新世纪》上发表的文章;在与钱玄同谈话时,刘师培也“甚以《新世纪》为是”。参见钱玄同1908年3月8日、1908年7月1日日记,《钱玄同日记》上册,第121、134页。
(11)刘师培:《ESPERANTO词例通释》,原载《天义》第16~19卷合册(1908年3月),转见万仕国辑:《刘申叔遗书补遗》下册,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第1010页。另外,刘师培此文又连载于《神州日报》1908年9月8、9、10、12日,均在第四版,文章标题为《〈词例通释〉总序》,文尾有“申叔识”。
(12)刘师培、何震所创办的《天义报》,其出版广告即标榜该报宗旨是“实行世界主义”。参见《衡报》第2号(1908年5月8日),无标注页码。
(13)刘师培:《ESPERANTO词例通释》,原载《天义》第16~19卷合册(1908年3月),转见万仕国辑:《刘申叔遗书补遗》下册,第1015页。
(14)万仕国:《刘师培年谱》,第127页。
(15)(16)钱玄同1908年1月12日日记,《钱玄同日记》上册,第111~112、116页。
(17)参见钱玄同1908年3月22日日记,《钱玄同日记》上册,第123页。朱希祖日记亦记载此次讲习会是在3月22日举行。朱希祖1908年3月22日日记,《朱希祖日记》上册,第58页。万仕国先生编《刘师培年谱》将此次讲习会系为3月20日,或为笔误。参见万仕国:《刘师培年谱》,第149页。
(18)(19)(20)《钱玄同日记》上册,第124、124、125页。引文标点及原文中世界语标记处有所更改。
(21)《大杉荣君世界语Esperanto开办演说词(节录)》,《衡报》第2号(1908年5月8日),无标版面与页码。
(22)《钱玄同日记》下册,第995页。
(23)(25)(30)《钱玄同日记》上册,第125、126、129页。
(24)关于刘师培和钱玄同的世交之谊,参见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收入《钱玄同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27页。
(26)《东京通信•章太炎出家》,《申报》1908年4月14日,第二张第四版。关于此次谣言,钱玄同当时曾有记载和分析,认为系章太炎得罪汪公权,汪遂造其谣:“在《民报》社见《万朝报》,有一节言太炎辞革命事而为僧侣,且与张之洞之侦探通情云云,时必汪公权所为”,钱玄同感叹汪公权“是真小人之尤”,“人之无良,一至于此,殊为可恨!”《钱玄同日记》上册,第127页。
(27)《东京通信•章炳麟仍办〈民报〉》,《申报》1908年4月21日,第二张第二版。
(28)《何震与吴稚晖书》(1908年4月21日),《刘申叔遗书补遗》,第1019页。关于何震揭发章太炎一事,可参见杨天石:《何震揭发章太炎》,《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29)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52页。
(31)刘师培事后在致黄兴信中却说他不接受友人调停,还打算与章太炎对簿公堂,只是由于延请律师费用过高才作罢,这可能是刘师培在刘章彻底决裂后的“倒放电影”。刘师培:《致黄兴书》,万仕国辑:《刘申叔遗书补遗》,第1294页。
(32)《钱玄同日记》上册,第129页。
(33)章太炎:《与孙仲容书》,见《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版,第23页。
(34)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第49~72页。此文收入《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3~369页。
(35)钱玄同1908年4月22日日记,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上册,第128页。
(36)钱玄同1908年4月29日日记,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上册,第130页。
(37)《钱玄同日记》上册,第128页;《朱希祖日记》上册,第74页。
(38)该文连载于《国粹学报》第41期(1908年5月19日)、第42期(1908年6月18日)。
(39)见《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插页广告。
(40)这时刘师培同样没有放弃宣传无政府主义。根据徐兆玮记载,刘师培在1908年5月27日曾在东京神田锦辉馆演说:“旁听约四百人。刘以《广长舌》演述无政府党宗旨,推波助澜,层出不穷。党人皆环坐怒目,鼓掌如雷。当时雨容如墨,窗牖失辉,阴森景象,如入小说虚无党巢窟中,而人人倾耳,无逃席者,其魔力信不可思议哉!”参见徐兆玮:《徐兆玮日记》,李向东等标点,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2册,第866页。
(41)《本社启事》,原载《衡报》第1号(1908年4月28日),《刘申叔遗书补遗》,第1035页。
(42)《世界语夏期讲习会开班广告》,《刘申叔遗书补遗》,第1094页。
(43)有关情况,参见初芝武美:『日本ェスペラント运动史』,第24~27页。
(44)有关情况,参见《记日本无政府党抵抗警察及入狱事》,原载《衡报》第7号(1908年6月28日),收入《刘申叔遗书补遗》,第1171~1172页。
(45)刘师培:《戊申答钱玄同》,收入《刘申叔遗书》下册,第1728页;《钱玄同日记》,第134页。
(46)钱玄同1908年7月1日日记,《钱玄同日记》上册,第134页。万仕国先生认为讲习班在7月1日如期开学,8月15日结束,应为误。万仕国:《刘师培年谱》,第159、160页。徐兆玮在日本时也读过《天义报》《新世纪》杂志,并记录下了自己的阅读感受,颇有与钱玄同相似之处:认为《新世纪》“内地所禁阅者也,鼓吹无政府主义,文笔尚不及《天义》之雅驯,议论尤偏畸,不值一笑。”参见徐兆玮:《徐兆玮日记》,第2册,第837页。
(47)《本社重要广告》,收入《刘申叔遗书补遗》,第1199页。
(48)钱玄同:《〈世界语名著〉选》,收入《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66~67页。
(49)曼华:《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46~447页;义生:《民报社毒茶记》,《申报》1942年12月26日,第二张第六版;竹内善朔:《本世纪初日中两国革命运动的交流》,曲直等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55~356页。
(50)(51)原载《衡报》第1号(1908年4月28日),收入《刘申叔遗书补遗》,第1033~1034、1135~1138页。
(52)(53)刘师培:《衡书三篇》,原载《衡报》第10号(1908年8月8日),收入《刘申叔遗书补遗》,第1203、1204~1205页。
(54)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原载《国粹学报》第46期(1908年10月14日),被收入《刘申叔遗书》,下册,第1439~1440页。唯文章名字被改为《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周质平先生引用该文时误将其作为刘师培1905年发表的作品。参见周质平:《春梦了无痕——近代中国的世界语运动》,《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第246页。
(55)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刘申叔遗书》下册,第1439~1440页。
(56)《东京通信》,《申报》1908年11月11日,第二张第二版。
(57)万仕国:《刘师培年谱》,第164页。
(58)万仕国编:《刘申叔遗书补遗》,第1237~1243页。
(59)《世界语教科书》,《神州日报》1907年9月10日,广告第二页。
(60)《世界语传习所》,《时报》1909年7月14日,无标版面。
(61)《空中飞行第一次万国博览会》,《申报》1909年8月14日,第四张第三版。
(62)《上海世界语学社广告》,《民吁日报》1909年10月3日,第一页。
(63)《上海世界语学社第一次捐款征信录》,《申报》1909年11月3日,第一张第一版。
(64)《世界新语ESPERANTO第五次大会纪闻(译世界新语报)》,《申报》1909年12月8日,第二张第四版。
(65)《上海世界语学社招生广告》,《神州日报》1910年1月13日,广告第一页。
(66)《上海世界语学社启》,《申报》1909年3月24日,第三张第四版。
(67)参见社员:《世界新语杂志之介绍》,《神州日报》1909年6月23日,第一页。
(68)《世界语教科书》,《神州日报》1907年9月10日,广告第二页。
(69)《劝同志肄习世界语》,原载《衡报》第1号(1908年4月28日),收入《刘申叔遗书补遗》,第1033页。
(70)来稿:《上海世界语学社之发起》,《神州日报》1909年6月13日,第三页。
(71)(72)(73)《上海世界语学社广告》,《民吁日报》1909年10月3日,第一页。
(74)戴季陶(泣民):《世界国民论》(原刊《民立报》1910年10月14~16日),收入桑兵等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5~170页。
(75)《上海商学研究会附设商务夜学堂添设世界语传习所广告》,《申报》1910年6月22日,第一张第六版。
(76)陆式蕙:《世界语之世界观》,《东方杂志》第9卷第7号(1913年1月2日),第11页。
(77)《劝同志肄习世界语》,原载《衡报》第1号(1908年4月28日),收入《刘申叔遗书补遗》,第1033~1034页。
(78)来稿:《上海世界语学社之发起》(续),《神州日报》1909年6月14日,第三页。
(79)参见社员:《世界新语杂志之介绍》,《神州日报》1909年6月23日,第一页。
(80)这种废弃汉字的言论曾被徐兆玮目为“丧心病狂”:“新近少年颇主持废汉字论,留学界亦有附和之者,以便其不学,岂皆丧心病狂耶?”《徐兆玮日记》,第2册,第1052页。
(81)上海沐君来稿:《辟谬》,《新世纪》第118号(新世纪十年二月十九日,1910年2月19日),第13页。
(82)章信见上海沐君来稿:《辟谬》,《新世纪》第118号,第10~12页。
(83)有关的反驳意见,参见上海沐君来稿:《辟谬》,《新世纪》第118号(新世纪十年二月十九日,1910年2月19日),第12~14页;上海沐君来稿:《辟谬》 ,《新世纪》第119号(新世纪十年三月十二日,1910年3月12日),第14~15页。
(84)刘师培:《1908年上端方书》,《刘申叔遗书补遗》,第943~948页。
(85)《上海光复记》,《申报》1947年10月10日,第五张第十九版。
(86)(88)(90)万仕国:《刘师培年谱》,第172、179、177~178页。
(87)(91)《刘申叔孝廉之知遇》,《时报》1909年7月11日,第三页。
(89)章太炎:《与刘光汉书七》,收入《刘申叔遗书》,第23页。
(92)刘师培:《上端方书》,《刘申叔遗书》下册,第1729~1730页。
(93)戴季陶当时曾直接挖苦刘师培为“水性杨花之志士”,为了功名利禄而投靠清廷:“非向主张革命提倡社会主义者乎?而今则仅不过因一四品京堂数百月薪,遂全变其旧日之气概,忘其旧日主义焉。”徐兆玮则在看了《民立报》等报刊上登载的幸德秋水被杀害的报道后,将之与刘师培进行对比道:“日本社会党幸德秋水之死,中西各报皆详纪其事,幸德不幸而传矣。刘申叔在日本亦极力提倡,而利禄熏心,中途改节,能无隗杀?”参见戴季陶(天仇):《水性杨花之志士》(原刊上海《天铎报》1910年12月12日),收入桑兵等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第358页;徐兆玮1911年2月4日日记,《徐兆玮日记》第2册,第1147页。
(94)这些主要发表在《天义报》《衡报》上的大部分文字,后来也未被熟知内情的钱玄同编进《刘申叔先生遗书》中。
(95)南桂馨:《刘申叔先生遗书•序》,转见《刘申叔遗书》,第33页。
(96)李帆:《歧路彷徨——也谈刘师培的政治选择》,《文史知识》2002年第6期。
(97)根据刘师培弟子陈中凡在1936年12月的记述,刘师培临终时曾忏悔:“余平生述造,无虑数百卷,清末旅沪为《国粹学报》撰稿,率意为文,说多未莹。”笔者认为如果该记述可靠的话,刘语虽然未直接提及在日本期间的著述,但这个忏悔显然也应该将其包括在内。参见陈中凡:《刘师培〈周礼古注集疏〉跋》,收入陈中凡:《清晖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47页。
(98)钱玄同这时虽然极力倡导世界语,但他私下打算学习的却先是法文和英文,希望借法文再去学习世界语,因为他认为世界语中采用的法文字甚多。参见钱玄同1918年1月22日、3月2日日记,《钱玄同日记》上册,第330、334页。
(99)勇昌编译:《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经历》,《文化译丛》1981年8月号,第47~50、80页;侯志平:《爱罗先珂与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中国世运史钩沉》,第158~160页。
(100)《顾维钧博士的演说》,《晨报副刊》1922年12月22日,第二版。
(101)《教育部代表沈步洲先生的演说》,《晨报副刊》1922年12月22日,第一版。
(102)芾甘:《世界语(Esperanto)之特点》,《半月》第20号(1921年5月),该文已被收入许善述编:《巴金与世界语》,第5页。
(103)鲁迅:《答世界社信》,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见《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02页。
(104)近代日本的世界语运动,也同左翼发动的自由民权运动乃至1930年代日本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结合,并遭到日本当局的镇压与迫害。参见大岛义夫、宫本正男:『反体制ェスペラント运动史』,第223~249页;Ulrich Lins,“Esperanto as language and idea in China and Japan”,Language Problems & Language Planning,32:1(Spr.,2008),pp.51~52.
(105)伍大光:《三民主义化的教育与世界语》(1928年10月29日),收入陈彩凤等编:《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9卷,广州: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青运史研究委员会印行,1991年,第396页。
(106)陈原:《世界语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救亡呼声》1938年第2卷第5期,第19页。
(107)《世界语的作用》,《文艺新闻》1932年1月25日,第三版。
(108)《以世界语为武器》,《文艺新闻》1932年5月2日,第二版。
(109)义植:《世界语主义》,《会报》1928年第8期;参见孙义植:《三民主义与世界语》,《会报》1928年第10期。
(110)毛泽东:《为“延安世界语者”的题词(1939年12月9日)》,竹内实:《毛泽东集补卷》第6卷,东京:东京苍苍社,1983年,第132页。由检索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近代史全文资料库得知。
(111)大岛义夫、宫本正男:『反体制ェスペラント运动史』,第259~260页。有关的反思和检讨,可参见周质平:《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第239~266页。
(112)有关的表现可参见:Gerald Chan,“China and the Esperanto Movement”,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15(Jan.,1986),pp.4~10; Ulrich Lins,“Esperanto as language and idea in China and Japan”,Language Problems & Language Planning,32:1(Spr.,2008),pp.53~55;大岛义夫、宫本正男:『反体制ェスペラント运动史』,第358~360页;侯志平主编:《中国世界语运动简史》,第7~12、29~33、461~487页。
(113)周质平:《语言的乌托邦——从世界语到废灭汉字》,《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第262~264页。
(114)关于该次大会的情况,参见《世界语的盛会——记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世界语连着我和你》,第189~192页。
(115)(117)侯志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世界语运动》,《中国世运史钩沉》,第32~33、33页。
(116)关于此次大会的情况,可参见郭晓勇:《寓外宣于承办活动之中》;本刊编辑部:《第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闭幕发表〈北京宣言〉等》。以上两文载于《对外大传播》2004年第7期;刘才盛:《第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开闭幕式纪实》,《世界语连着我和你》,第208~211页。
(118)徐瑞哲:《全球约160万人擅长世界语》,《新闻晨报》2015年4月18日(http://news.ifeng.com/a/20150418/43578265_0.shtml)。有西方媒体则估计,当今世界大约还有16万到30万人会说世界语,其中8万到15万人都在欧盟地区。http://www.liberafolio.org/2009/popolnombradoj-donas-indikon-pri-la-kvanto-de-esperantistoj/
(119)侯志平:《编后记:我的梦》,《中国世运史钩沉》,第539页。
(120)周质平:《语言的乌托邦——从世界语到废灭汉字》,《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第260页;林义强:「「万国」と「新」の意味を问ぃかけゐ:清末国学にぉけゐェスペラント(万国新语)论」,第135~137页;余露:《清季民初世界语运动中的“世界”观念》,《学术研究》2015年第3期。
(121)朱有畇(我农):《反对Esperanto》,《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15日),第416~422页。
(122)20世纪30年代女作家萧红也曾学习过世界语,但收获不大,所以她感叹:“世界语虽然容易,但也不能够容易得一读就可以会的呀!”参见萧红:《我之读世界语》,收入吴义勤主编:《萧红经典必读•生死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第357~358页。
(123)实际上,世界语的反对者背后的支撑点亦是社会进化论,如胡适就认为“语言文字的问题是不能脱离历史进化的观念可以讨论的”。参见胡适:《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15日),第423~424页。胡适基本赞同朱我农来信及之前陶孟和来信表达的对世界语的看法,并写了回应列举自己认可的朱之观点。
(124)钱玄同:《答陶履恭论Esperanto》(原刊《新青年》第4卷第2号),收入《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97页。
(125)钱玄同:《关于Esperanto讨论的两个附言》(原刊《新青年》第5卷第2号),收入《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10~211页。
(126)余露:《清季民初世界语运动中的“世界”观念》,《学术研究》2015年第3期。
(127)《通信•陶履恭(孟和)来信》,《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第3页。
(128)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东方杂志》第19卷第17号(1922年9月10日),第8页。
(129)美国已故汉学家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曾从线性的视角认为近代中国是从“天下”到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而揆诸清末以降的世界语论述和世界语运动,以及之后中共革命的目标,近代中国或许更应该是从“天下”到“世界”或“大同”的打造过程,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战略,或许就是这个打造过程的最高峰!对列文森此观点的检讨,参见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罗志田:《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近代国人世界观的思想谱系》,《文化纵横》2010年第3期。但罗文意不在关注世界语,故并没有结合世界语支持者的“世界”观进行讨论。
(130)《通信•陶履恭(孟和)来信》,《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第3页。

作者简介: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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